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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案中案》记者手记

继去年底获得腾讯网评选的2012年度最具影响力作品“年度财经报道奖”之后,最近我接到通知,《达芬奇案中案》一文又得殊荣,拿到了南方周末2012年度传媒致敬“年度调查报道”奖。我和财新传媒的同事王珊珊、靳晴、龙周园、邓海、王晓庆一起采写的这篇调查报道,得到了读者和媒体同行的认可,也引发了各界对媒体责任与社会诚信的讨论。南周的编辑同仁嘱我写一篇记者手记,我也希望借此复盘,就调查报道尤其是高冲突性事件的采访与写作,谈谈我的浅见,供调查记者同行参考与指正。

缘起

在2011年11月17日见到潘东尼和潘庄秀华夫妇之前,我对达芬奇家居的了解停留在从报纸电视和微博里看到的只言片语:达芬奇和当年名噪一时的欧典地板一样,造假卖假,打着意大利家具的旗号卖的其实是国产货,而且质量低劣——我甚至连达芬奇家居是家具卖场而不是品牌生产商都不清楚。这是信息爆炸时代典型的信息认知模式:信息和信息来源虽然空前的多,但也空前的同质化和碎片化,无论信息生产者、传播者还是受众,都只取符合自己偏好的一瓢饮。

据潘氏夫妇说,2011年7月10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的《达芬奇“密码”》报道播出后,他们接受了严苛的各地海关、工商、质监以及媒体在聚光灯下的调查,他们拿出的7月15、16日上海的海关和质监局,7月21日广东省工商局以及8月31日上海市工商局发布的官方调查结果,都表明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证明达芬奇家居存在央视报道指控的仿造意大利家具的造假卖假问题,只发现他们存在宣传上夸大、少部分产品质量有问题和标签标识不规范的问题。

这多少让我有些吃惊:“达芬奇事件”曝光后群情汹汹,媒体上也穷追猛打,但监管机构的审查报告证明达芬奇没有造假,这个大的新闻似乎没见有报道啊。但我自然不会轻信达芬奇一方的鸣冤叫屈和监管部门的调查结论——作为记者,我们必须是怀疑主义者,怀疑一切既有的先见和被报道出来的“真相”,怀疑自己基于经验的主观判断,也怀疑自己在现场看到的现象和从采访对象那里听到的“事实”。让我真正吃了一惊的,也让我对这个题目产生兴趣的,是他们所说的7月10日后发生的“公关陷阱”,他们拿出了两千多万元铲事,或者说“被敲诈了两千多万”。

我们都知道这个行业里有记者借职业之便,以不给钱就报道负面、给钱就不报道或者干脆敲诈勒索的问题,也经常听说某某公关公司或媒体行业“达人”帮别人摆平媒体发了财。这是比有偿新闻更恶劣的行业毒瘤,但少有直接证据,更少见如此大的金额。难得的是,达芬奇手里有证据,并且愿意提供给我们。

初步采访了三个多小时,我回到单位,向我们财新传媒的总编辑胡舒立汇报此事。她也觉得这个题目非常有价值。事实上,我们一直想做一做媒体行业存在的这个“行业不正之风”。一个大背景是最近两年所谓“财经公关”的问题,pre-IPO已经演变成一盘媒体大餐,相当有一批纸介媒体和网站,在上市公司IPO之前拿负面报道要挟企业,直截了当地要广告、赞助,惜乎一直没有合适的事件载体,在此过程中,财经公关也成了一个“新兴产业”。

文章发表后,经常有人问我,达芬奇家居为什么会找你们财新呢,而且把那么重要的证据提供给你们?达芬奇方面其实在11月14日,也就是我见他们的三天前,已经向中央电视台纪委举报了,但是他们很担心这个事情被盖住。因为他们也听人讲,央视接到过不少这样的举报,但很多情况都难有结果。他们又去找了一些媒体,请了好几家知名媒体的老总吃饭。据潘庄秀华说,听完达芬奇的“控诉”之后,几位媒体老总都不愿意进行调查,他们给出的主意就是你现在也别想去翻案了,因为央视你们打不倒的,还不如我们给你们做点正面报道,慢慢的把你的形象恢复过来。

这当然不是已经被逼到绝路上的达芬奇家居所想要的。好在有一个媒体朋友告诉他们,在中国大陆,只有三个人手下的媒体能做这个报道,一个是江艺平,一个是程益中,一个是胡舒立……江艺平已经不在《南方周末》主编的位子上了,程益中也早被解除了《南方都市报》的职务,去了香港,现在就只有一个胡舒立。他告诉彼时并不知道胡舒立和财新传媒的潘氏夫妇,“胡舒立要是都不报,中国就没有一家媒体会报了”。

这话当然有些夸张,但胡舒立和她领导的新闻团队,多年来坚持的新闻专业主义和公器理想,确实是我们这个被政治与商业“双重封建化”的行业弥足珍贵的东西。关于新闻理想,我不想说太多,这个行业里有游刃于“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的蛀虫,但更有财新传媒和很多其他媒体的同仁,忍受着现实的窘迫,不顾未来的晦明,始终固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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