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写于2012年12月4日，我希望有更多的国人能够看到它，记住这位85岁老太太对真相的坚持，了解君子不党的坚持带给她的晚景——不是为了获得同情，而是让可敬的脊梁能够薪火相传。

我已经回到国内一年多，但她还不能回来。听说老太太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了，我很难过。

在纽约看望高耀洁

 文  高昱

2012年11月22日，感恩节，是美国的公共节假日，我带着老婆孩子从波士顿去纽约，看望85岁生日马上就要到来的高耀洁医生。

我认识老太太是在2001年。当年她刚刚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但是河南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尚不为公众所知，之前寥寥几篇躲过审查的新闻报道，都只是对驻马店上蔡县文楼村的个案调查。我当时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身为河南人，主动请缨回去把盖子掀开。第一站自然是去郑州采访高耀洁，但老太太说她不知道三联，她在电话里说：“三读？那不是骗子吗？”所谓三读，是当时河南一个很有名气的读来读去读书社，以“读书押金”、“奖读金”、“理财委托”等形式向公众非法高息揽储几个亿，2001年三读的董事长被判刑入狱。

我觉得高耀洁不是真的不知道三联，只是有着超乎常人的警惕。我只好找河南《大河报》出身的《南方周末》记者江华从中介绍，才进了老太太的家门。之后，我又帮她去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宋庆龄基金会和省图书馆送了1万多本书，总算获得了老太太的信任。

那本小册子叫《艾滋病/性病的防治》，高耀洁用世界卫生组织的2万美元奖金和福特基金会1万美元的赠款印了12万册。她想让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帮着发，但他们不愿意要。我至今记得那个8月的下午，高耀洁有些蹒跚地迈上河南省图书馆门前高高的台阶，“磕头”送书。我想去搀她，她把胳膊挣脱，74岁的老太太，迈着缠过的小脚，就那么两步一个台阶往上挪。终于走到最顶层，她回过头对我说：“这是一场战争，战争开始了。我要把这些书全部发给最需要的人。我害怕这场疫症战争带来的灾难比抗日战争还要严重。”

战争开始八年之后，高耀洁却不得不背井离乡，远避美国。总是笑眯眯地坐在钢丝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听老太太接待艾滋病人上门的老伴2006年去世了；在权势的压力和挑拨下，孩子们从不理解到疏远；更重要的是，她的电话有别人旁听，她的家门外有别人放哨，她写的书难以出版，她收养的艾滋孤儿不敢让人知道，她邮寄的防艾书籍石沉大海……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高耀洁给自己出走的解释是：“我是欲罢不能啊。我是82岁的人了，如果不在世了，我害怕没有人能把真相拿出来。”高耀洁有与全国各地艾滋病患者的上万封通信，接访过上千名患者，并亲自下到100多个乡镇调查。她坚决不同意“艾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和吸毒传播”的官方观点，她曾经直截了当地对吴仪说:“他们是在骗你。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采血和输血，强调性传播，是为了掩盖政府失职的责任。”但是高耀洁对真相的调查和揭露、对艾滋病患者及孤儿的救助，被当局认为是在制造麻烦。“河南省成立了一个高耀洁工作组，专门收集我的材料，监控我。”她担心自己在世的日子没有多少年了，她手里有3万多张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的照片，她也不敢信任那些主动找到她的NGO，害怕他们是别有用心的“财迷”，因此，高耀洁计划到美国写三本书，“把真相留给人间”，少感染一点艾滋病人、少出一点艾滋孤儿，“让那些已经失去父母的艾滋孤儿，不管自己有没有感染艾滋病毒，都能够有人关心，有机会读书，将来不成为社会的累赘”。

老太太住在纽约曼哈顿西北的一栋公寓楼里，离哥伦比亚大学两站地。我发邮件说要去拜访，她很高兴。我爱人2003年的时候在《经济观察报》工作，也去采访过高耀洁，这个退休前河南省的妇产科权威还好好教育了我爱人一番早点生孩子的道理。见到我5岁的女儿，老太太端出专门去超市买的葡萄和香蕉，一个劲往孩子手里塞。

老太太看上去脸色有些黄，但精神还好，手也暖和。她指着桌上的茶杯说：“你们下午三点过去，我两点就开始喝浓茶。这些年写书也一样，就靠这茶提神了。”

或许是太久没有见到多年熟人的缘故，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一直是老太太在说。我几次想让她歇歇，但她听力已经很差了，我也只好任她。她先讲了被迫离开中国前后的故事，然后很骄傲地告诉我们，来纽约两年多了，每日最少在电脑前工作三四个小时，自己已经写了五本书，第五本马上就出版，还把明报出版社的合同拿给我看。

我赶紧劝慰她，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不能太劳累，注意身体是最重要的。老太太的眼圈一下红了：“我跟你说，我的处境非常难，不敢想。我前年得了血栓，抢救及时，没有落后遗症。去年心脏病，都不认人了，呼吸报警，血压报警，心脏报警。做了心脏手术，安了个机器。后来一次闹得更狠，晕倒了，头部缝了三针。但是孩子一个月之后才来，请假单位缓批。今年8月，又得了个血栓……现在一身都是病，朝不保夕。”

这还不是最让她难过的。“我来了以后，法1轮1功就盯着我了。有一次，从早上8点坐到晚上11点。到去年冬天看（争取）我实在没希望了，才放弃我。但民运没放弃我。这些‘能人’很会取得外国人的同情与支持，他们找我的目的，就是想借我为他们打旗。现在我大门不开，电话不接。”

2010年，高耀洁由哥伦比亚大学聘为两年期的访问学者，每年给4万美金，除掉每月1640美元的房租，生活还算可以。也有不少教授带着东西来探望她，有一位教授在她每次生病住医院时都去看她。还有人要她出席各种活动，“六1四”给她发通知，陈1光1诚来纽约，也请她去见面。但老太太坚决不去，说自己走不动，“我想理谁就理谁，不想搭理不搭理”。

今年3月访学到期，后来哥大动员高耀洁去养老院，老太太也不去，“我一去养老院不是不能工作了吗？打电话都通过养老院？被人管着，我死活不去。我说我回家”。最后哥大让步，负担房租，每月发四百多美元的生活费。

四百多美元，老太太注意到了我的神情，又补充说，每个月还能领到一些食品券。食品券（food stamp），是美国农业部给无家可归者和低收入贫困家庭发放的免费票证，每个月200美元。“文革的时候游街批斗，胃被打坏了，切掉了五分之四，现在身体不好，每天也就吃点麦片、面条、稀粥。”她说。

尽管是不容于国内而出走，但老太太有自己的主见。“我在文革中死里逃生，我并不是拥护共产党拥护得五体投地，我也认为它有很多问题，贪腐、作假，但是就像对待艾滋病一样，人得说实话，不能胡说。要是一个人胡说八道，是品质问题。”两个多小时里，老太太没说一次自由、民主、政改之类的大词，她一遍遍提到的是“讲实话”、“说真相”、“同情弱者”——这是她明确而简单的善恶是非观。老太太无比轻蔑地用她的医学知识驳斥了法1轮1功“不打麻药活摘器官”的说法，兴致勃勃地说起她现场勘查李1红1志在美国的豪宅，还有她对陈1光1诚的看法，“7月份在华盛顿有个艾滋病会议，希拉里的秘书文琪去了，请我吃饭，我折了一张纸，说文琪，给你一张纸，蒙住你的眼，你走出酒店。她说那不行，会摔倒的。我说你要能走出去，那我就承认，瞎子会跳墙。”

公寓是一室一厅，40多平方米的样子，屋子有些杂乱，客厅里摆着一张床，光线也不太好。学校帮着找了个中国女留学生来照看高耀洁，老太太管她的吃住。我劝老太太还是考虑回国，子女都是教授，孙辈也长大了，总是有亲人照顾，比在美国孤苦客居要强得多。她沉默了一下，说：“现在我还能工作，还能说真相，回去就不能说话了。真是身体不行了，就飞回去，死也要死在国内，不要死在国外。（身后事）也想好了，老头的骨灰一开始在骨灰塔上放着，骨灰塔又拆了，现在我儿子家放着呢。我死后让儿女们把我俩的骨灰往黄河里一洒，不要留痕迹。”讲到这些，老太太又有些哽咽了。

她不愿在这气氛中停留，接着往下说：“现在国内平坟平得很厉害，不能留痕迹。你知道河南为什么平坟吗？10年前我就知道。艾滋病人死得多，都埋在自留地里，坟墓把村庄包围了，在那给政府难看，周口那边一直动员要平坟……”

在高耀洁郑州的家，客厅里有一副对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这是清代宁波名医范文甫写的诗，常见于旧时中医堂前。从国内出来，老太太没能把对联带在身边，但这两句自况，仍时时写在她与外界唯一联系渠道EMail的签名档中。